世界进入战国时代,想起了“战国策派”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是以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标志。盖本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诸侯各行其是,礼崩乐坏了,厚黑学开始大行其道。

两千多年后,古之天下仅为世界之一隅,人所共知。而今之天下,经过无数战乱角力,从形成两个阵营对峙,各有其首,其后苏东集团解体,成为一家独大。2020年美国大选之弊,暴露出这个超级大国的建国基石,也已被严重侵蚀动摇。新当权者的作为,又在加速社会的撕裂,虽民主根基深厚,能否坚守难以确定。地球村的形势,与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颇有某种相似之处。

由是想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战国策派”。(这一文化流派,因其流派的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战国策》半月刊,从1940年4月到1941年7月发行。它是由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在昆明主办。1941年7月,《战国策》在出版17期后,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而宣告停刊后,又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百度百科)当时中国正处在血火交并、存亡继绝的时期,却又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年代。“

“战国策派”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强调集体主义与国家命运的融合。”认为“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而要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就必须抛弃政出多门的民主政治。”

”它的核心观念在其代发刊词《本刊启事》中作了高度概括的表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引文均见于张昌山:战国策派

战国策派”认为,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承认尼采希特勒(Stinor)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因此当时不少人都以为他们在大后方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政治,不是受到当局的怂恿,便是受到当局的默许。由于抗战时期掌握中国政权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战国策派”这些主张对在位的当权者显然是有利的,为各种民主人士所反对也是很自然的。

但事后来看,1940年代初中国抗战处于最艰苦时期,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出现这些观点,可以理解。今日之世界固与当时大不相同,但一个国家应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仍是相同的。虽然由于超越国家的垄断集团出现,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并不在乎国家,但对多数民众来说,自身的利害与国家的兴衰,仍不可分。因此人们对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有了冷静的评价:

“虽然“战国策派”对于尼采的哲学思想是十分向往的,但目前未发现他们有类似希特勒反犹、排犹那样的种族主义观点,他们甚至努力将世界人民所共弃的法西斯主义与自己所倾慕的德意志文化区分开来。陈铨说:“希特拉纳粹主义,就是德国人也有反对的。但德国民族精神和思想的独到处,连尧舜禹汤也要认为有效法的价值。”(《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战国策》第13期)从他们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一点看,“战国策派”与蒋介石确实如出一辙。但目前还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说二者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关系。但可以发现,他们有不少对国民党当局含沙射影的讽刺。如林同济就说过:“我们社会中现有的中上层分子,你看他们的面目头颅,他们的心肝五脏,究竟是合于那一格的标准呢?他们钱是有的,而且愈来愈多。他们身分更是高的——只须头衔是官。却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个是眉目清秀?有多少个是双肩阔方?有多少个是心肠中正?有多少个是指头老实?”(《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的观察》,《今日评论》第1卷第23期),等等。”

如果离开了抗日战争这个背景,“战国策派”的观点受到反对者的谴责是无足怪的,而指控他们是在抛弃民主,宣扬法西斯则纯属误会。历史已证明批判“战国策派”的人士,恰恰是作茧自缚,走上了文化专制的道路。


【相关阅读】

张昌山:战国策派云南大学报 第1114期 – 2012年12月27日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正处在血火交并、存亡继绝的时期,却又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年代。战国策派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它的核心观念在其代发刊词《本刊启事》中作了高度概括的表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

战国策派:他们到底说过些什么?(作者 李钧 中华读书报2011年02月02日15 版 据国学网保存的文本)

  林同济、雷海宗和陈铨等,都是1940年代名重一时的大学教授。但是因为战国策派一度被定性为“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潮”,他们也就成了“为国民党张目”的“文化帮凶”,并在1957年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成为被“雪藏”的研究禁区。后世学者即使好奇,也难以找到原著、原刊,一探究竟,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怪现象:2002年雷海宗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其高足王敦书欲为其做一小传,却因为材料缺乏而不可行。

战国策派从1940年开始即受到左翼批评家的批判。1940年11月1日《战国策》第十四期上刊发了林同济的《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对胡适为代表的“经验事实”时代与郭沫若为代表的“辩证时代”进行了扬弃,认为中国学术在全面抗战的时代应进入文化综合或文化统相的“第三时代”。此文连同他的《力!》等文章,受到胡绳、茅盾、潘梓年、汉夫和郭沫若的批评。对林同济更大的打击来自郭沫若1948年的《斥反动文艺》,此文将文艺界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类分子,将战国策派归为蓝色,暗指其为国民党蓝衣社属下的文化特务,称其“宣扬法西斯主义”,并“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_全本_图文精排版_在线阅读

“兵”与抗战背景紧密相连,因而成为雷海宗分析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重要切口。在雷海宗心中,“兵”的基本概念是全体国民,“无兵的文化”则是指自秦以来两千年柔弱的国民精神,亦即国民劣根性。他细数中国春秋、战国直至东汉的兵制变化:春秋之际,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工商人士不能当兵,而农民中也只有优秀者才能当兵;此时,“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各国上至首相、下至贵族都踊跃入伍,国君也要亲自出战。在《左传》的描述中,“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但到了战国时代,传统的贵族政治被推翻,代之以国君专制,文武两兼的贵族教育制度遭到无形破裂,文武开始分离:凭三寸不烂之舌而身兼数国相位的张仪,和专习武技却已无信仰、“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的聂政与荆轲,标志着“文德”的盛行和“武德”的堕落;此时,军国主义盛行,战争以歼灭对方、夺取土地为目的,因此“斩首与大规模的坑杀”等惨相时现史籍。秦统一六国,收天下之兵,从此只有浪人当兵。汉武帝正式实行募兵制和屯田制,征发大批囚犯甚至雇用外族人当兵——鄙视军人的心理也由此发生,而“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既是软弱无能以至无力自卫,当然不会有直爽痛快的性格。”《中国的兵》这些劣根性导致了严重的明哲保身意识,养成了自私自利、不关心国家和公众利益等“恶德”。因此,当今中国必须铲除腐败堕落的“文德”,培养“武德”以彻底改造整体国民素质,最终达到“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建国——在望的第三周》)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 程序园(1948年2月10日脱稿)

从“战国策派”与反对者同台喧哗想到抗战中的民国

看到这些,不免想到,今日美国和中国的反川人士,都在指控川普及其支持者”政治不正确“,是”法西斯主义“,从制造舆论围剿到司法制裁,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个“独裁者”或”未遂独裁者“,仍得到那么多美国人的力挺,也就不难理解。这与当年”战国策派“受到的反对有相似之处。也在说明世界确已进入新战国时代。沿用国际主义、阶级斗争,或基督精神、普世价值的思维来应对世事,显然都不够了。

遥想当年,“战国策派”与反战国策派的声音都能在大后方发表,尽管有的文章将对方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发言者个人的安全无虞,且仍有言论之自由,体现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大家以国家民族为重,仍能坚守团结合作的底线。

居安应思危,何况今日之世界并不安。“战国策派”认为,“当下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中国要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图生存,必须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将“大一统型”文化转变为活泼健全的“战国型”文化。批判官僚传统,着力改造国民性。他们将中国文化衰败的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面对新的“战国时代”,必须从改造国民性着手,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尚力精神,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会仍有争论,但容许不同意见,维护言论之自由,应该是肯定的。

CNBC | 分析师表示,拜登-习会议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202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发布美国东部时间凌晨 3:01 32分钟前更新
李燕妮@YENNEE_LEE

  • 辛里奇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奥尔森表示,美国和中国仍面临根深蒂固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 奥尔森表示,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虚拟会晤后,双边影响是否会缓解还有待观察。
  • 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表示,拜登与习的会晤对于稳定美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事情只会变得更好”。
2009 年 4 月 9 日,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和中国国旗站在麦克风后面,等待时任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到来。

2009 年 4 月 9 日,美国和中国国旗站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麦克风后面。弗雷德里克 J. 布朗 | 法新社 | 盖蒂图片社

一位分析师表示,美国和中国刚刚结束两国领导人的高调会晤,双方都对未来的关系表达了​​积极的态度——但一个大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对于更广泛的关系而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处理目前在他们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之间正在发生的缓慢冲突,”辛里奇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奥尔森在周二的虚拟会议结束后的报告中说。首脑。

奥尔森表示,美国和中国仍面临根深蒂固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两国之间的影响是否会缓解还有待观察。广告

“两个国家都不会消失。两国都不会同意对方的观点。谨慎的前进道路是为双方不同的说法找到合理的方式共存,”他说。双方对另一方的看法都根深蒂固、不可调和。这些不能被希望消失。斯蒂芬奥尔森辛里奇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奥尔森解释说,当北京在全球舞台上显得更有信心时,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衰落的大国。他补充说,美国认为中国崛起的环境与其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必须准备“更强有力地对抗和挑战”中国。  

“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存在于每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中。这些不能被希望消失,”奥尔森说。

拜登似乎也承认了这一挑战。根据白宫在与习近平会晤后宣读的内容,他说“需要有常识性的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会晤中表示 ,根据中国官方英文宣读的内容,中美要在“新时代”相处,应恪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北京通常使用“相互尊重”之类的语言要求美国提供更优惠的条件

‘事情只会变得更好’

拜登和习之间的虚拟会晤是拜登一月份上任以来两位领导人之间最密切的沟通。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动荡不安,双方在贸易和技术政策、人权和 Covid-19 大流行的起源等问题上发生冲突。WATCH NOW视频01:59美中之间的“事情只会变得更好”:前美国大使

观察人士表示,拜登-习会议几乎没有产生具体的成果,但仍是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很高兴两位领导人会面。从这里开始,事情只会变得更好,”美国前商务部长兼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周三在 CNBC 的“亚洲 Squawk Box ”节目中说。

现任贝尔维尤学院临时校长的骆家辉说:“两国确实彼此需要,世界需要两国合作、共同努力解决这么多问题。”  

— CNBC 的 Evelyn Cheng 为本报告做出了贡献。